1976年9月9日，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。一晃，时光流过49年，近半个世纪了。当天，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几个场景、几件不平常的小事，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，永难磨灭。
我又查了日历，那天是周四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。我在曲阜路浙江路口的浙江北路二小上小学六年级，我们是1971年的春季班，那一届小学上了六年半。下午3点多老师可能接到通知，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播出，学生自然不会知道。4点不到，正准备离校的我被同学叫住，“汪老师让你去一趟”，一句话让我急急地从三楼教室奔向底楼的教师办公室。
汪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圆圆的脸，慈祥中透着威严。她整天有说不完的话，面对我们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喋喋不休，说到无可奈何时就高高地仰起头，然后一言不发，这时也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候。
我是还算听话的“乖囡”，也不是什么班干部，没缘由地被班主任叫去还是有些忐忑的。刚进办公室与汪老师打个照面，学校扩音喇叭里就传出了一个低沉浑厚的男中音：“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……伟大领袖、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……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……”瞬时我张大嘴巴怔住了，办公室包括汪老师在内的所有老师也呆立在那里。广播还在继续，汪老师已经有些哽咽，她没再跟我交代任何事，只是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，让我先回去，还叮嘱路上要小心。接下来两天课都停了，我们到学校也就是编花圈、写挽联、戴黑布等开展悼念活动，13日后的一周课也停了，直至18日追悼会结束。
展开剩余42%那时候，至多在“向阳院”活动时，平时几乎看不到电视，信息传递就靠广播和报纸。毛主席逝世，大家都想看看报上怎么说的，也想再次一睹伟大领袖的音容笑貌。我家住在开封路上，过西藏路斜对过便是一家邮政所。买报的任务交给了我，第二天我在西藏路上来回横越，跑了不下四五次，就是没等来当天的日报。入夜，人越聚越多，小小的邮政所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买报的市民排起了长队，我挤进了最前面的几个。8点过后，报纸来了。掏出四分钱，我终于拿到了飘着油墨清香的当天《解放日报》：套黑，大字，毛主席的满版遗像。我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，穿过汗涔涔的人群。
隆重的悼念活动持续了十多天。就是在那治丧放假的一周里，我却因打架手骨骨折，平生第一次被绑上了石膏。弄堂里一家新搬来的有个男孩与我差不多大，名字不记得了，都叫他“17号”。新来乍到，原来的“老土地”都有点欺生，我倒与“17号”相处得不错，不想他竟“忘恩负义”欺负到我的头上。让我这个从来不拔拳动粗“好小囡”恶向胆边生，与他公开对决，可想而知我受的委屈。一场厮打，两败俱伤，“17号”头破血流，我更惨，由于挥拳过猛，右手食指掌骨骨折，到医院上了石膏。幸好放假，对学习影响不大；只是解开石膏后，我发现自己左右手握拳后指骨关节的形状不完全一样，左手饱满，右手明显凹陷，但手的功能不受影响。
权当是一种印记，也是那年9月9日的一种另类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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